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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未來五年的投資報酬率預測
在過去幾十年裡，平均投資在成熟市場股票和債券之間，已被證明是一種有效的投資策略。在經濟成長穩定、利率和通貨膨脹幾乎持續下降、以及相對穩定的金融市場條件下，投資人透過這種投資方法，可獲得高達近雙位數的年化報酬率，
然而，我們的展望未來五年報告中顯示，投資人開始需要採取不同策略才能達到相同的成績。包括對成熟國家分配更少的資本、增加持有新興市場資產、以及注入更多的資金在另類資產，特別是大宗商品和黃金。
未來五年各類資產的報酬預測
資料來源：瑞士百達資產管理，預測期間為2022年4月30日至2027年4月30日
在我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發現是，股票市場收益將成為景氣循環下的受害者。全球經濟即將來到後疫情時期擴張階段的尾聲， 緊縮的金融環境、美國就業成長達高峰，以及巨大的產出缺口，都預告著今年或明年將出現衰退， 這將帶來深遠的投資影響。相同的股票部位在衰退前或復甦後進行配置的結果將差距甚遠，即使對長期投資者來說，也是如此。
根據我們過去百年的分析結果顯示，成熟市場股票在經濟衰退結束後的五年內，每年可帶來 10% 的報酬率；相比之下，在經濟衰退前進行投資，就如同現在的情況一樣，通常只能獲得 4% 年化報酬率，較前者約少了 6% 。
首席策略長及資深多重資產策略長
對成熟市場股票而言，另一個阻礙是企業利潤率受到擠壓的隱憂。隨著薪資和原物料價格上漲，及法規要求越來越嚴格，企業的經營成本與預期的稅務負擔也為之增加，預計未來五年利潤率將累計下降 10%。
但是，不僅成熟市場股票將難以追上過去的表現， 成熟市場政府債券在未來五年要滿足投資人的要求也將變得艱難。歷來，此類證券是多元投資組合的支柱，在經濟不穩定時期，是收入和資本保護的關鍵來源。
然而，除美國因今年殖利率飆升，使得政府和投資級債券的初始評價變得更具吸引力以外，成熟市場固定收益的報酬率在未來五年內將低於通膨水準。
為彌補成熟國家低迷的股票報酬和固定收益，投資人必須從中取得巧妙的平衡。一方面，我們的分析指出，從風險較高的投資具有較高預期報酬的角度來看，平均而言，投資組合應配置較高的新興市場股票、債券及大宗商品部位。而另一方面，較謹慎的做法是，在風險增加的同時，增加配置在與主流股票和債券市場不同步的資產，例如流動性另類投資、黃金和私募股權。
在新興市場中，中國股票目前看起來很吸引人，新興市場債券的收益潛力應該會增加，並且，我們認為新興國家貨幣將穩定升值，這一點也會為投資人帶來額外收穫。
在另類資產中，非能源商品看起來特別有吸引力，在接下來的五年裡報酬應該有望超過通膨。
從我們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在未來五年的預測期間內，房地產和私募股權的表現均優於成熟市場股票。與此同時，現在這個時間點對黃金和基礎建設的佈局是很有道理的，可以作為分散風險和保護投資組合免受高通膨或波動的一種手段。
投資人可以繼續相信配置於主流債券和股票的傳統平衡型投資組合，但這麼做將獲得較低的報酬並承受較高的潛在波動.
那麼，接下來的五年給投資人帶來了一個難題。他們可以繼續忠於傳統平衡型投資組合，將資產配置在主流債券和股票，但這麼做，將會承受更低的報酬和更高的潛在波動；或者，他們可以嘗試另一種配置方法，將更多的資本分配在另類資產上。我們的研究顯示，後者是更明智的選擇。
通貨膨脹再起（但不同於 70 年代）
過去一年通膨再起，引發人們擔憂全球經濟將陷入類似 1970 年代的停滯性通膨、各國央行失去穩定價格的能力。我們認為這個看法過於悲觀，2022 年的通膨飆升將被證實是相對短暫的，但我們也相信，主要經濟體的通膨率不會回到自 1990 年代以來又低又非常穩定的水準。
相反地，我們預計平均利率會略高一些，而波動度會大幅增加。我們看到大部分成熟國家的平均利率落在 2% 到 3% 之間，最高與最低點不斷創新紀錄且發生頻率越來越頻繁。
很重要的一點，與 1970 年代不同的是，沒有太多跡象顯示通膨會流向薪資需求。通常當通膨預期開始上升時也會影響薪資需求， 但這一次，央行維持長期價格穩定的記錄使其受到了控制。
隨著新冠疫情導致的供應鏈危機開始解除，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開始消退，價格壓力將逐漸消散。但歸根究底，通貨膨脹是由經濟政策決定的，這意味著這是一種政治選擇，政客們似乎已經記取了過去高通膨的教訓。
新冠肺炎與戰爭的深遠影響
過去兩年發生了不僅一件，而是兩件，足以定義歷史的標誌性事件：新冠肺炎和烏俄戰爭，將對經濟和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美國霸權的持續削弱、綠色轉型，以及在企業和政府間建立更韌性的供應鏈的願望，可能早在新冠肺炎出現前就存在了，但在疫情爆發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這三個趨勢似乎獲得了更多驅動力。
在財政政策方面，疫情和戰爭皆推動政府支出激增，尤其在成熟國家。相反的，將透過更多的借貸獲取資金，進而推升成熟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債券殖利率。
與此同時，全球央行已經證明，它們可以共同採取大規模行動，並且不懼怕使用創新、複雜的工具來實現目標。現在有了應對未來危機的藍圖，中央銀行不僅向商業銀行、也直接向民營企業提供流動性，建立了良好的記錄。
華盛頓共識的消逝及對資本配置的影響
過去十年中，影響社會、政治和經濟最深遠的結構性趨勢之一，是「新自由主義」及與其對立的「華盛頓共識」皆緩慢而穩定地消逝。這是我們在之前的《長期展望》中曾提到過的一個現象，但新冠疫情和烏俄戰爭明顯地加速了這個轉變，代表這需要更進一步的審視。
在本章節中，我們著重在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侵蝕對金融市場所帶來的影響，並特別分析其如何扭曲資本配置，最終決定投資報酬。
在飽受通貨膨脹蹂躪的 1970 年代，新自由主義秩序被政府視作為凱因斯主義經濟思想政策失敗的解藥。從經濟角度來看，這個新秩序建立在六個關鍵支柱上：
- 財政政策紀律，或以嚴格控制公共支出為特色的「小政府」
- 稅制改革、擴大課稅基礎、採用適度的邊際稅率
- 市場決定之利率和匯率
- 商品和資本流動之自由化
- 國營事業民營化及放鬆管制；
- 財產和其他合法權利之嚴格執行
我們研究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如何扭曲資本配置，最終決定了投資報酬。
且新方案已有效。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其特點是生產力快速提高、貿易量激增，以及中國崛起成為新經濟強國，亦絕對有益於金融市場。股市經歷了有史以來最長、最強勁的牛市之一，風險溢酬跌至趨近於零，隨著通膨壓力消散，債券殖利率急劇下降。
但這一切都隨著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GFC）而告終。全球金融危機使政策制定者們進入一段激烈的反省時期，導致「華盛頓共識」的逐步瓦解，以及提倡更加干預的主義重新崛起。分水嶺是全球主要央行在 2008-2009 年推出的量化寬鬆政策（QE），央行成為政府債券的第一位及最終買家，有效地確定了投資者的實際資金成本，量化寬鬆被認為是應急的臨時解決方案。
但隨著突發狀況的發生頻率倍增，不僅量化寬鬆形同預設，且在選民的推動下，各國政府也對經濟和金融執行更嚴格的監管。因此，如何有效地將資金從儲蓄中引導到企業，以便在降低干擾和波動的同時，又可最大限度地提高報酬率和生產力，是金融市場現在面臨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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